过去，我们总把目光投向那些沉迷游戏、刷屏到深夜的青少年，却很少意识到，家里的父母正不知不觉间成为“屏幕依赖”的新面孔。老年人网络成瘾，究竟在多少家庭中无声无息地蔓延？
一部手机成了王阿姨的“避难所”
“她本来是来帮儿子带孩子的，结果却把自己‘搭’进了手机里。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倪晓东主任医师讲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案例。
王阿姨（化名）今年六十多岁，半年前离开老家来到上海，照顾刚刚生产的儿媳。初来乍到的日子，远比她预想的艰难。路不熟、人不识，出门买菜连菜场在哪个方向都摸不着，日常生活用品全靠儿子网上下单送上门。白天，儿子儿媳上班后，家里只剩她、孩子和月嫂；晚上，儿子回来得晚，也说不上几句话，王阿姨愈发感到孤独。
儿子看出了母亲的落寞，便递过一部手机：“妈，没事情就看看视频，打发打发时间。”起初，王阿姨只是刷刷短视频，看看那些推送来的老家风土人情视频——熟悉的口音、熟悉的场景，让她感到一丝慰藉。然而，这个“打发时间”的举动，逐渐失控了。
王阿姨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拿起手机，刷视频、点赞、签到、蹲直播间，慢慢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。生活的优先级也在无声中改变，本该下午三点去烧菜，刷着刷着一抬头竟已五点，才猛然想起今天的饭还没做；买菜拖拖拉拉，家务也变得懒散，总想着“等会儿再弄”。最严重的是，她的睡眠彻底乱了套。夜深人静，忙完所有家务后，她躺在床上继续刷手机，越刷越清醒。“以前在老家，沾了枕头就能睡着，晚上九点准睡了，现在十二点都没睡意，早上却又醒得太早。”王阿姨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。
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时，王阿姨的主诉是“睡眠障碍”，然而倪晓东主任经过详细评估后发现，王阿姨的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失眠，而是网络成瘾所导致的生物钟节律紊乱。
老年人为何比想象中更容易沉迷网络？
倪晓东说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人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密度会自然减少，这意味着老年人从日常活动中获得的愉悦感比年轻人更弱。倪晓东打了个比方：“就像味觉迟钝了，需要口味更重才能吃出味道一样。”而网络上的短视频等恰恰提供了高频刺激，通过即时反馈、点赞互动、直播间打赏等，不断激活大脑的奖赏通路，让老年人容易形成生理依赖。与此同时，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老化也让老年人的自控力不断下降。倪晓东介绍，前额叶就像大脑的刹车系统，这块功能减退后，冲动控制能力和执行功能都会减弱老年人也就更难从沉迷中抽身。
然而，心理层面的需求缺失，才是老年人网络成瘾根本的推手。倪晓东指出，沉迷网络的背后，一定隐藏着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。退休让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陡然改变，家庭对他们的需要也在减少，而子女往往忙于工作，无暇陪伴。多重因素叠加，使许多老年人陷入价值感丧失的巨大落差和社交真空。网络恰好能填补这片空虚。“有些老年人把看到的视频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别人点个赞，他就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，还能给大家带来价值。”倪晓东说，“虽然是虚拟的，但这确实是一种心理需求的满足。”
环境的变化更是催化剂。像王阿姨这样离开熟悉的故土和社交圈，来到陌生城市帮子女带孩子的老年人，现实中社交极度匮乏，网络反而成了最易获得，也最不离不弃的陪伴。当现实的人际纽带变得稀薄，虚拟世界便悄然占据了情感缺口的重要位置。
不只是“多刷一会儿”那么简单
消遣和成瘾的边界在哪里？一个老人天天刷手机，到底只是“玩玩”还是已经出了问题？倪晓东给出了几个可供参考的判断维度。
第一是失控。本来说好只看半小时，结果根本停不下来，尝试减少使用却屡屡失败。
第二是耐受性。使用时间越来越长，从最初每天半小时一小时，发展到四五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。
第三是戒断反应。手机不在身边就焦虑不安、烦躁难耐，一旦拿回立刻舒服了、开心了，这意味着已经形成明显的依赖。
第四是优先级改变。原本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活动全被挤到后面，只要拿起手机，其他事情似乎都不愿意做了，生活的重心偏移。
第五是功能损害。生理或社会功能已经出现损伤，比如出现睡眠紊乱、视力下降、颈椎疼痛等身体问题，家庭矛盾增多，即便知道有害仍继续沉迷。
第六是持续使用。明明清楚一直玩手机不好，家人提醒后嘴上答应“好好好”，行动上却依然我行我素。
如果出现以上多种表现，就需要高度警惕了。
而沉迷网络的后果，远比“眼睛累了”“睡得晚了”严重得多。首先是身体的损害。长时间刷手机导致视力模糊、干眼症，黑暗中刷手机甚至可能诱发青光眼；颈椎、腰椎、手腕问题频发；久坐不动带来的代谢率下降、体重增加也在威胁健康。睡眠方面，入睡困难、睡眠浅、早醒也是常见困扰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情绪和认知上的损害。长时间刷视频、缺乏运动和社交，意味着未来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明显增加，抑郁和焦虑的风险也随之上升。此外，算法推荐形成的“信息茧房”会让同质化内容持续推送——如果老人总是刷到健康焦虑等负面信息，心理负担会明显加重。
预防与干预：重建现实生活的“意义感”
面对父母深陷手机世界，子女常常感到无计可施。陪王阿姨就诊时，她的儿子就曾无奈吐槽：“我也劝过我妈少看手机，可她根本听不进去。”
倪晓东指出，子女们最常采用的三种应对方式，恰恰全是误区。“就像管教青少年一样，硬性禁止只会激起逆反心理。”老年人同样如此，越不让碰，越要对着干。此外，如果线下生活没有被重建，意义感没有被找回，单纯让老人放下手机，只会换来更大的空虚和痛苦。还有些子女觉得“年纪大了，开心就好，刷刷视频也没什么”，但成瘾本身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。
如果只关注行为本身，而忽略了背后的需求，干预注定失败。倪晓东建议家属从四个步骤入手：首先是理解动机，弄清楚老人在虚拟世界中究竟在寻找什么，是陪伴、认同、价值感，还是社交互动？在此基础上，第二步是尝试在现实生活中提供类似的替代满足，用真实的情感连接和价值体验去填补虚拟世界所占据的那个位置。第三步是合理设定边界，比如借助技术手段进行适度限制，例如晚上九点以后降低网速，或者约定手机不带入卧室，通过这些软性约束帮助老人逐步建立使用规范。最后一步是帮助老人重建生活习惯，包括恢复规律的作息、增加户外活动，并鼓励他们参与广场舞、合唱团等群体性活动，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和活动圈。
对王阿姨的干预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。除了短期使用抗焦虑和改善睡眠的药物稳定状态，倪晓东给了她几条具体建议：晚上九点或十点后手机必须留在客厅，不带进卧室，因为刷视频带来的大脑兴奋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平复，睡前一小时完全不碰手机才能保证入睡质量。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调整她的生物钟，要求她白天出门晒太阳，通过自然光照抑制白天褪黑素的分泌，从而强化晚上的分泌高峰，帮助紊乱的节律逐步恢复正常。同时引导她参与广场舞等群体活动，用运动激活多巴胺系统，为大脑开辟一条健康的愉悦通道。
同时，儿子也调整了做法，他给留在老家的父亲装好了网络设备，让老两口能经常视频通话，周末尽量组织家庭户外活动，还教会了母亲拍视频和剪视频，让她在创作中重新找到乐趣。倪晓东对此颇为赞赏：“虽然看上去还是在用手机，但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。以前是单纯等待外来刺激，被动地接收信息。现在学会了怎么拍、怎么拍得更好、怎么发布，大脑的更多功能区都被调动起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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